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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银行银元本票探究:见证民国时代桂林金融动荡史

2018-09-04 10:33 [来源:] 点击量:

 

1995年,笔者成先生在桂林一个旧货市场上征集到一批民国时期的旧钞,购回后从中拣选出“桂林市银行银元本票”数张,金额有拾元、伍元和壹元三种。以下是他对这批钱币做的一系列探究。

 

 

拾元本票

 

 

票幅154×69毫米,正背面主色为红色,票面正上方标有“桂林市银行”字样,行名稍下两旁为相同编码钞号。正中在几何花饰的衬托上,印有大写空心字体“拾元”,稍上处亦有小号空心字体“银圆”,花饰四端各印一字,合起来则是“凭票即付”。右边为竖式黑色草书签名“梁家齐”,签名下方有一篆书方印“桂林市银行董事长章”;左边亦有一竖式黑色草书签名“陈寿筠”,下方的篆书方印为“桂林市银行经理之章”。在票面四个边角的红圈中各有一字,合起来为“银元本票”。整个票面的大框内衬底上印有横排的连续淡黄色英文“city bank of kwei lin”(桂林市银行),正下方还标有印刷厂名:“经纬印制厂”。该本票为左侧撕扯式,撕缝处盖有用中英文标注的“桂林市银行”骑缝钢印,有的还加盖有经办人方形名章。 

该票的背面上方是弧形排列的英文“CITY BANK OF KWEILIN(桂林市银行)”,中央花饰上印有园形的“桂林市银行”中英文章,左右标有“本票”字样,下方纪值:“10 TEN  YUAN  10”;纪年:“1949”,两边的几何花饰上分别标有空心体阿拉伯数字“10”,几何框的四角也分别标有空心体阿拉伯数字“10”,六位钞号。

 

 

伍元本票

 

票幅153×69毫米,正背面主色为豆绿色,正背面图案与拾元本票除面额不同外,其他均一模一样,背面的面额“5”为美术空心字体,中下方纪值为“5 FIVE YUAN5”,该本票亦无使用迹象,骑缝处没有钢印,六位钞号。

 

 

壹元本票

票幅152×69毫米,正背面主色为蓝色,正面图案与拾元本票除面额不同外,其他均一模一样,背面除几何花饰造型不同外,亦基本与拾元票相同,其面额“1”为美术空心字体,中下方纪值为“1 ONE YUAN 1”, 六位钞号。

 

 

 

 

背后的故事

 

首次面世的这些本票,史无记载,消息传出去后,引起了广西区内外众多钱币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由于有关史料记载缺佚,以致众说纷纭。笔者经多方查证,现将有关桂林市银行的一些史料综述于下。
 

桂林市银行成立于1943年5月1日,系官商合股,成立时实收资本国币3000万元,其中官股1200万元。行址选在中山北路原广西省银行旧址(今工商银行中山北路分理处),市行董事长由桂林市市长苏新民兼任,经理则是白崇禧的亲属白怀民。 
 

桂林市银行的成立,与当时桂林市的经济急剧繁荣息息相关,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的政策,致使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敌手,而此时的桂林,尚处于抗战后方,各地的人口和工商企业纷纷向这里转移,以致人口激增,商贸兴隆一时,外地资金源源流入,数年内便成为中南的经济重镇。众多的金融机构于是不失时机地在桂林设立分支。据统计,包括中央四行二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在内,加上一些外省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等,先后共有24家在桂林设立了分行或办事处,竞相抢占桂林金融市场。面对这种情况,占有地利人和的桂林权贵自不甘肥水外流,市长苏新民亲自出马筹建桂林市银行,以分一杯之羹。不料好景不长,市行开业后的次年冬,桂林也沦陷于日寇之手,市行资产在几次疏散撤退中损失殆尽。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桂林始得光复。原来车水马龙、盛极一时的桂林,这时已成为一片瓦砾之地,满目凄凉。市长苏新民返城后,即以恢复市场为名,迫不及待地力谋恢复桂林市银行,他通过当时的桂林商会理事长李锦涛和盐业公会理事长赵浩生的多方奔走斡旋,官商合股终于凑足6000万元国币资本,于1946年7月在桂西路(今解放西路)重新开业,市行董事长仍由市长苏新民兼任,经理是陈寿筠。官方还有市政府财政科长易钦吾、参议会议长谢伟民、参议员阳兆之出任董事,商股董事则有李任仁、孙仁林、吕竞存、朱少臣四人担任。赵浩生因募股有功,委以业务专员名义,备经理的咨询。 
 

桂林市银行为地方银行,其业务范围为收受存款;有确实担保的抵押贷款;保证信用放款;汇兑及押汇;票据承兑或贴现;代理收解各种款项;经理或代募公债公司债或农业债券;仓库业,保管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收受政府委托办理特约事项。 
 

光复后的桂林市银行由于官商结合,经营有方,盈利不小,这种情况从该行的历史档案中反映了出来。如民国35年发放定期贷款27904000元,活期贷款47172899.98元,贴现34080000元,吸收活期存款140154996.39元,年终盈利5872712.67元。民国36年,存款总额为120.96亿元,放款总额为74.67亿元,年终盈利为7612万元。期间,桂林市银行还出资开设了一个地下钱庄“桂兴庄”,专门从事拆放高利贷以及囤积粮食,买卖金银外汇等投机倒把业务。又在繁华地段开办了一个“桂林酒家”,生意亦十分兴隆。为抢拉存款,桂林市银行还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了办事处。1947年8月,桂林市银行再次扩大业务范围,在临桂县大圩镇分设办事处,开展存放款业务的同时,还套购农副产品,囤积居奇,只要有利可图,无不百般钻营。由此可见,作为主要经营者的陈寿筠,除有市府的靠山之外,的确是一个善于经营的管理人材。
 

1949年5月,苏新民调任梧州专员,梁家齐接任桂林市长,市行董事长顺理成章地改由梁家齐接任,经理陈寿筠见靠山已去,时局动荡,难以继续维持,即辞职迁居香港,市行经理的职位改由梁家齐的亲属钟宇翔担任。9月,梁家齐去职,韦瑞霖接任桂林市长,又撒掉钟宇翔经理之职,改聘赵浩生为银行经理。11月,桂林解放,桂林市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收,至此,桂林市银行在经历了六个年头之后彻底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令人遗憾的是,桂林市银行移交后的文书会计档案实物,在“文革”中尽被付之一炬,以致对现在重新研究桂林市银行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关于桂林市银行发行银元本票的具体情况,目前尚未能查到详实的有关资料,以下仅结合手中的本票实物,谈谈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汇票、支票和本票都是金融市场进行结算的信用票据,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代替现金起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是金融市场中短期资本移动的主要方式。由于这些票据的签发数量,仅限于自己本身在银行内的存款数量范围内,因此它们并不会加大社会货币总量。 
 

所谓本票,就是由出票人签发一定金额于指定到期日(未写明者为见票即付)由自己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书面承诺。它一般用于在同城范围内进行转帐结算或支付现金。实际上,本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是同一人。由于本票的信用完全是建立在收款人(持票人)对出票人的信任基础上,因而其使用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 
 

幸存的这几张银元本票是当时国民党穷途末路、桂林金融极度紊乱的真实写照。 
 

首先,该本票兑现的是银元而不是国币纸钞。禁止银元作为货币流通,早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施行货币管理法令》之后便已然实行,该法令规定:禁止白银流通,并须限期向银行兑换,收归国有。日后一切公私款项收付限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法定纸钞(以后又增加了农民银行钞票)。广西省政府也随之发布《管理货币办法》,重申禁止一切银币生金银在市面交易买卖,规定市场上的款项收付一律使用法币桂钞。由此,银币已丧失了本位币的地位退出了流通领域。但十三年之后的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法币急剧贬值,随之崩溃,国民政府被迫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发行金元券20亿元取代法币流通,可是,到次年6月,金元券的实际发行额却达到了1303049亿元,超过发行限额20亿元的65151倍!此时的金元券极度膨胀实际上已形同废纸。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交易只能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暗地里重新恢复使用银元铜币,或者实物交易。最后就连伪广西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在1949年4月份以后税费征收改以银元支付。国民党政权本身都不用自己发行的国币,这真是对蒋家王朝的辛辣讽刺!由此看来,当时地方权贵所属的桂林市银行在发放的本票上公开注明兑付银元,而不是支付现钞,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本票上的经理签名是陈寿筠而不是钟宇翔。纵观该本票实物,它上面印有明确的纪年:“1949”,在本票上还留有两个手书签名,一是银行董事长梁家齐,一是银行经理陈寿筠。从史料上看,梁家齐于1949年5月份方接任桂林市市长,9月即去职,那么这些本票的印制和使用时间,只能是1949年的5月以后。另一方面,当梁家齐就任桂林市市长并接任市行董事长之后,原市行经理陈寿筠却辞职赴港,改由钟宇翔继任经理之职,也就是说,梁家齐与陈寿筠并未在市行同时供职,那么在这些本票上同时出现两人的签名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如前所述,桂林市银行系官商合股的地方银行,它的信用可靠程度自然有限,以致于市长必须兼任董事长之职,以昭信用,以定人心。市长更迭,是家喻户晓的大事,如现行本票上仍沿用前任市长的签章,人们必然会认为该票已是作废之票,从而导致拒用;而经理更迭,情况就大不一样,因为陈寿筠辞职,事起仓促,该人旋即远走高飞,市行方面对此必不愿大肆张扬,以免商界误会生疑,影响银行业务开展,况且银行撤换经理,这事本身就难以做到众所周知,如果贸然在票证上改成一个素昧平生之人的签名,该票的信用必然会大打折扣。陈寿筠长期担任市行经理之职,善于经营,交际又广,在金融界和商界中已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因此,尽管他本人已经去职,但在发放的本票上仍保留他的签名,无疑是非常时期内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目的还是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此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那就是陈寿筠辞职赴港,是在梁家齐就职之后,此时该本票也许已在印制之中,匆忙交接之时没有想到(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本票上还要更改签名这个细节,所以,桂林市银行本票上的签名是陈寿筠而不是钟宇翔,同样也是不足为奇的。 
 

该本票的代印者标明为“经纬印制厂”,讫今为止,尚未查到该厂的有关资料,从本票的印制水平来看,这个“经纬印制厂”估计是本地或邻境的一个小型厂家,其票面工艺不精,有人认为它采用的是石印技术,不过从票面上的几何纹饰来看,采用锌板或铜板印刷技术的可能性较大。据原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校址在今王城内)校友胡万俊老人回忆,1950年初,建校时为印刷学习资料,经当时的桂林市军管会批准,接收了座落在菜市场内的一个小印刷厂,该厂只有厂长、会计、校对各1名;排字工3名;印刷工2名;炊事员1名。不过厂子虽小,但设备齐全,一般印刷不成问题。可惜无法查证该厂是否就是经纬印制厂。 

 

该本票仅在票面上方偏右处的花饰中发现一“市”字暗记,没有水印。 
 

到目前为止,该本票已发现有一元、五元和十元的三种,是否还有其他面额的?笔者认为,从当时的金融形势和桂行的实力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没有发行超过拾元以上面额的本票,至于一元以下的单双毫辅币,当无发放本票的必要。 
 

最后,试对这种本票的数量作一肤浅的探讨。从现有的本票实物上看,其钞号均为6位,从理论上讲,每种面额最多可以印制999999张,那么其总金额可达:1(元)×999999(张)+5(元)×999999(张)+10(元)×999999(张)=15999984(元),占该行总资本的六分之一强,不过本票毕竟不是钞票,它只是供客商在同城范围内用于信用结算或支付现金的一种票据,其印量大小完全是根据客户的存款额和需求所定,而且该票的使用时间充其量只有四个月,估计仅仅印了第一批。从现有的实物分析,一元票上的钞号仅到第4位,前2位数为零;五元和十元票上的钞号仅到第3位,前3位数为零,那么,它们的实际印量一元票当在10000张以内,五元、十元票当在1000张以内,若按正常情况每本25张计,一元票就是印了400本,五元票和十元票各印了40本,这个印量,已足以应付客户小额结算之需了,我认为这个数量也是与当年市行的业务量相吻合的,看来即便是这点数量,也没能够最后用完,因为其中一张五元票和两张十元票,虽已无存根联,但前者连骑缝钢印都未盖,后者却是两张连号的,骑缝处也没有加盖经办人私章,并且均无使用痕迹,显然都是未经发出之票。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幸存下来的桂林市银行本票,已成为一代历史的见证,是不可多得的金融史料,桂林市银行的本来面目,尚有待同好们的继续发掘。 

 

 

作者:桂林钱币学会  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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